熊彼特（Joseph ANts SChulnpeter，1883-1950）是现代经济学家，原为奥地利人，后入美国籍。他采用静态和动态方法，建立静态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两个体系；提出动态利润说，颁扬垄断资本家的作用，为高额垄断利润辩护。其主要著作有：《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主要内容》、《经济发展的理论》、《经济循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等。
经济萧条产生的原因
如果读者对于经济循环理论加以深思，并且从实际状况或者从任何有关危机和经济循环的理论观点来做检验的话，那么，他必定会懂得繁荣（现已经被解释清楚了）是如何从自身创造出一种客观的情形，而这种客观的情形，即使忽略了所有的附属因素和偶然成分，也将使繁荣结束，从而轻易地导致危机，必然地导致萧条，终而导致暂时性的相对稳定状态以及发展的消失。这种萧条，我们可以称之为再吸收和清理的“正常”过程。至于危机爆发所特有的一系列事件——恐慌、信用制度崩溃、破产的扩散蔓延以及其更进一步的结果——我们则可以称之为“清理的非正常过程”。为了完成和重复一些观点，我们现在对这个过程有几件事情要进一步讨论，但这只是对正常过程而言，因为非正常过程并未呈现出什么基本上的问题。以上所述，直接导致对萧条时期所有基本的和次要的特征的理解，这些特点现在表现为单一因果联系的组成部分。繁荣本身必然引起许多行业经营亏损，引起通货紧缩之外的物价下跌，此外，还通过收缩信用而引起通货紧缩——所有这一系列事件在第二波效应中都会扩大。资本投资和企业活动的减少，由此而出现的制造生产工具的产业停滞，斯皮托夫指数（钢铁消费）以及类似指标，例如美国钢铁公司没有填满额度的定单的下跌，都可从这里获得解释。随着生产工具需求的下降，利率——在剔除风险系数之后——以及就业量也都会下降。随着货币收入的下降——这种下降在原因上可以追溯到通货紧缩——对所有其他商品的需求虽然会由于破产等等因素而增加，但最终仍将下降，并且这个过程到这个时候已经渗透到整个经济体制里。萧条的景象至此大功告成。可是，有两个原因使得这些特征不能够按照它们在因果关系上的先后顺序，依时间次序表现出来。第一个原因就是它们不仅被个人的行为所预料到而且被预料到的程度极不相等的这个事实。这尤其会发生在专业投机行为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市场上。这样，证券市场有时远在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到来之前就表现出投机的初步危机，这个危机于是又被克服，并仍然为属于同一个繁荣时期（如1873年和1907年）的更进一步的上升运动创造出空间来。但是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却更加重要得多。正如在实务上一种产品价格的上升常常会造成大家预期成本的增加一样，其实这才是价格上升的原因，这里也出现这样一个类似的现象。在繁荣达到其外在的极高点之前，就整个过程的逻辑而言，我们刚才所说的意义上所指的资本投资的减少，企业家活动的同时减少，以及例如生产财工业的停滞，可能都会出现；但是并不一定非得出现不可。相反的，如果这些征兆在繁荣终止之前规律地出现，这是因为它们处于那种能相当迅速地预测什么将要到来的因素之影响下。但是，第二，各种各样的情况将导致在事情发生的实际过程中，次要因素常常显得比主要因素突出。例如，放款者的焦虑表现在利率的上升中，而且只有到了不景气的晚期，那种作为事物最基本的特质而通常在正常过程中很早就应该显示了出来的影响才会表现出来。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应当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极早征兆，但是，正如由于照例存在着失业劳工，因而工资不会在繁荣时期立即提高一样，工资和就业量因为一系列众所周知的障碍之存在因而通常也不会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迅速下降。工商企业努力保护自己以防价格下跌，并且在竞争不是完全“自由”的地方——这种完全“自由”实际上哪儿也不存在——当银行对其提供资助的时候，它的抗拒就能暂时获胜，这样便使得最高价格水准常常出现于转折点之后。危机调查的基本工作就应该建立起所有这些要点。但是，无需作更进一步的证实，这些就足以让我们说明，所有这些改变事情的本质的程度不比我在上面所提及的发生在其他领域的相类似的现象更多，因此对价格理论的反对就有所本。不景气时期事物的发展过程呈现了不确定性和不规则性的景象，这种不确定性和不规则性我们以寻找一种新的均衡的角度，或是以适应于已呈现相当迅速和有了极大改变的一般情况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不确定性和不规则性倒是不难理解。每一个行业所习见的情况都改变了，但是这种改变的程度和性质，只能由经验来了解了。新的竞争者出现了：老主顾和老客户不再出现；必须找出对新经济事实的正确态度；估不到的状况——不曾预料到的对申贷的拒绝——可能出现在任何时候。“单纯的生意人”面临了出乎日常生活意料之外的状况，各种他并不习见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他犯下错误，而这些错误将成为第二波麻烦的重要原因。通过投机者所经历的苦恼，同时也通过投机者对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预测，使得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因素互相激发而增长。因此投机是一个进一步的原因，没有一个地方能清楚地看到最后的结果，而与危机无关的弱点则在任何地方都会显示出来。企业的收缩与企业的扩展最终将会证明是正确的反应方式，而在当时则不可能对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提出值得相信的理由。情况的这种复杂性以及不明确性——在我看来理论毫无根据地利用它们来解释不经济的原因——将真正成为实际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些包含在新的调整过程中数据和价值的不确定性，明显的不规律、不可预料的出现亏损，造成萧条时期的独特气氛，在繁荣时期在商业上和社会上形成证券市场备受注目的看法的投机因素所蒙受的损失特别大。对许多人，特别是对投机者和奢侈品的生产者，其情况在实质上比它们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还要坏——对他们而言，世界末日似乎已经来到。从主观上来说，特别是如果生产者抵制不可避免的价格下跌，那么转折点就以潜藏至今生产过剩的爆发呈现在生产者面前，其结果则是萧条。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在成本价下卖不出去，更严重的是那些还将要继续生产出来的商品也一样得赔本销售，这引来了众所周知的银根紧缩，甚至可能是破产现象。这些现象是如此的典型，以至于每一种经济循环理论都必须对它有所解释。正如读者所看到的，我们的理论也是如此的，但是它并不把这种典型的事实作为基本的和独立的原因。这种生产过剩被我们已经提醒并加以解释的繁荣偏激走向所加重了。一方面这种环境条件，以及另一方面在萧条过程中出现在许多产业中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之间的脱节，使得我们有可能用各种不协调的理论来描述萧条的外在形式。每一种这样的理论其要旨都在于试图解释不协调的出现，以及被认为与不协调存在其中有关的特殊的数量关系。对我们来说，数量与商品价格之间的不协调——这在许多地方是由于经济体制失去均衡而产生的——正像生产过剩一样是一种过渡现象，而不是一个基本原因。与此相联系的，在各个产业的收入之间可能存在着收入所占之比重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不成比例的情况，但在不同经济阶层的收入之间却并不存在着不成比例的情形，因为企业家利润与他人的可能受到干扰的收入之间并不存在正常的比例关系，并且除了定额收入之外，其他收入则具有以同一速度移动的趋势，有损于或有利于固定收入而相应地拣到了便宜或受损，但是整个消费者总需求则并没有任何增减。银根指的是市场上货币周转流通的情况。紧缩银根也就是市场需要货币少而实际流通于市场的货币量过大，人民银行采取一系列措施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措施。我国紧缩银根的政策主要有：1．提高存款准备金率；2．提高央行基准利率；3．调高再贴现率；4．卖出国债或外汇。繁荣的偏斜或偏离正轨的结果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局势的紧张和危险对各个产业的冲击程度并不相同。经验也告诉我们，正如阿弗达农已经说过了的，许多产业几乎完全不受干扰，有些产业也仅仅受到相当小的干扰。在每一个产业内，新企业一般而言比老企业受到的影响更重些，这似乎与我们的说明相矛盾。这一点可以这样来解释：老企业拥有“准地租”作为面对冲击的缓冲，并且更重要的，普遍积累了盈余。它被包裹在保护网之中，常常得到具有多年老关系的银行的有效支持。它可能连连亏损好几年而其债权人却还不会感到不安。因此老企业要比新企业撑得更久。而新企业总是被严格地怀疑眼光上下打量。它没有准备金，至多只有透支额度。并且它只要显出一点遭遇困境的信号，就会被认为是濒临破产的欠债者。因此所有情况的变化对新企业所造成的反响要比老企业显露得更早一些，也更加惊人。所以它对前者比对后者更容易导致最后的结果——破产，而对后者而言这些变化只不过开始了一个缓慢的衰变过程而已。这就歪曲了现实的景象，并且也是为什么对危机中的某个特定过程只能在加上了重要的限制后才可以论述的原因，因为只有那种受到大力支持的厂商，而不是自身状况最为完善的厂商，才具有渡过危机的最好机会。但是这并不影响这种现象的本质。
危机的爆发开始了事件的不正常过程，或者出现了在事件的发展进程中那些不正常的事物。正如我们已经提过的，它并未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我们的分析表明，恐慌、破产、信用制度的崩溃等等，不一定，然而却可能易于在荣景转变为萧条的转折处出现。这种危险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只要萧条过程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作用，危险就会变得更小。如果出现恐慌，那么一些差错和失误——而它们大都首先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犯的错失，或者只是为了解救恐慌而采取的救援措施所导致的错失——以及公众舆论等等，这些在正常过程中本来不会发生的各项事物，便成为单独的原因；从而它们就成为萧条的原因，除具有各种不同特征外还导致偏离正常过程的不同结果。在这里最终建立起来的均衡，不同于那些在不是这样的情况下所建立起来的均衡。这些巨大的错误和破坏，一般不能被改正或重新弥补修复，并且它们将创造出一些新的情势，而这些新的情势又会有更进一层的效应，而这些情势最终必定会自寻出路。它们意味着新的干扰，并且将强迫施行，在其他状况下会是多余的那种适应性过程。事件的正常与不正常过程的这种区别极为重要，这不仅是为了便于理解事物的性质，而且也是为了理解与这种事物有关的理论上和实际上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不论是荣景时期的利润，或是萧条时期的损失，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和不产生作用的。这与那种学说不同，那种学说在经济循环中看到的主要是货币现象，或者以银行信用为其学说之根源，并且它在今天特别是和凯恩斯、费希尔、霍特里的名字以及联邦准备理事会的政策相联系。相反的，在与对手竞争的私营企业家仍然起作用的地方，它们是经济发展机制的基本因素，并且它们是不能被消除的，否则就会使经济发展机制受到损害。这种经济体制如果不进行最后斗争把那些和没有希望改变的事物纠缠在一起的实体加以完全破坏的话，就不能发生作用。但是伴随不正常过程的损失和破坏，确实没有意义，并且不发生作用。关于预防与治疗危机的各种建议，主要就依靠它们了。其他关于治疗方案的正确起点可以从以下这个事实，那就是即使是正常的——尤其是不正常的——萧条，也涉及到那些与经济循环的原因和意义没有什么关系的个人——首先是工人——这一点出发。最为重要的长期治疗，并且是唯一不会引起反对意见的做法，是对经济循环预测方法的改进。工商业者对经济循环的了解日益增加这一事实，连同托拉斯组织逐渐形成的事实，两者一起成为为什么真实的危机现象——像世界大战这样的事件以及像战后时期这样的时间，都不属于此列——变得越来越弱的主要原因。由国营企业或者大联合企业进行的新的基本建设延迟到萧条时期，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似乎是对新联合体成群出现的结果的缓和，也似乎是荣景时期的通货膨胀和萧条时期的通货紧缩的一种冲淡，因而似乎是减轻周期运动和危机危险的一种有效手段。不加区别的和一般性的授信机构的增加，简直就意味着通货膨胀，正如同政府纸币的作用一样。它可能完全阻碍正常的过程，也可能完全阻碍不正常的过程。这不仅遇到了反通货膨胀的一般论点，并且还遇到了如下的论点，那就是，它销毁了那种仍可归因于萧条的选择性措施，它使经济体制负担着那些不很适应的和不适于生存的厂商。与此相对照，通常由银行无系统地并且没有多大远见地施行的信用限制，形成为一个至少值得公开讨论的政策，而这种医治弊病的政策是听任危害到处蔓延，然后再自行消灭。这种程序可以用那些将使个别生产者难以抵制价格的必然下降的各种其他措施来加以补充。但是也可以想象出另一种信用政策，这种政策由那些个别银行本身来推动，但在更多部分可以由对私营银行产生影响的中央银行来做。这种信用政策将会区别那种具有经济功能的萧条的正常过程中的现象，与那种只破坏而无功能的不正常过程中的现象。没有错，这种政策将导致一种特殊的经济计划，这种经济计划将无限地增加政治因素对个人和团体命运的影响。但是这又涉及政治判断，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将不予以讨论。这种政策的技术性先决条件，那就是对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若干事实和可能性的综合洞察，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及时得到，可是目前仍然毫无疑问地无从获取。但是在理论上，证实如下事实却是有兴趣的，那就是，这种政策并不是不可能的，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幻想，或者等同于那种本来就不适合用做达到目的的一些措施，或者最后，等同于那种反作用必然大于其直接结果的一些措施。事件的正常过程的现象与不正常过程的现象并不只是从概念上加以辨别的。事实上它们是不同的事物。随着足够深入的洞察，甚至今天遇到的具体情况也可以立即被普遍识别是属于其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在一群受到任何特定萧条灾害威胁的工商企业中，这种政策应该将那些被荣景弄得在技术上或商业上过时的企业，和那些被次要情况、反作用和偶然事件陷入危险境地的企业，区别开来。它将会对前者俯首帖耳，而通过授予信用以支持后者。这种政策也许可以成功，在同一意义上，正如同自觉制定的种族卫生政策好像也可能导致成功，而实际上只要事情是留待大家自动自发地去实行，那就不可能得到成功是一样的。尽管如此，可是无论如何，作为资本主义之子的危机，将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早消亡。
本文选编自《经济发展理论》，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书目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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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 | 创造新传统：企业家的独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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